映象新闻

自此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而汽車駕駛人開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轉彎，遇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的視障者，不暫停讓其先行通過者，機車駕駛人罰2400元至3100元，小型車駕駛人罰3600元至5400元，大型車駕駛4500元至7200元。7/1起8大新制報你知（TVBS）重罰酒駕、雙北上下公車都要刷卡 5大交通新制7/1起上路（自由時報）國道散落物清理逾30分鐘收3千元下半年上路（中央社）清理國道散落物 7月起半小時收3千（中時電子報）改跑3點半。

參考資料環保署公告「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」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）酒駕罰則7月1日起加重 同車乘客連坐（聯合新聞網）酒駕罰則7/1加重 乘客連坐等6大重點你必須知道（中央社）酒駕最高罰12萬。三、雙北公車將統一為「上下車皆須刷卡」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公車收費，將統一為「上下車皆需刷卡」，並分為二階段實施。處理時間未滿30分鐘不收費。因此為降低民眾行駛國道發生物品散落，提醒民眾確認裝載貨物是否綑綁牢靠，《中時電子報》報導，自7月1日起，在國道掉落物品超過30分鐘，每車道將收費3000元，雙車道則加倍且沒有上限。合庫的西分行以及台中分行，則預計在7月18日恢復3點半營業時間。

六、8大公股銀行不再延長營業時間至5點8大公股銀行2010年為便利客戶，各推兩家分行延長營業至5點，隨著網路時代來臨，民眾上銀行的需求減少第二階段則從明年2月1日開始實施，若未完成上下車刷卡，將無法享有轉乘優惠，而試辦初期公運處也舉辦抽獎，最大獎是1年定期票。德國經濟萎縮了25％，失業率高達35％。

剝奪了私人貸款後，希臘實現了預算平衡，在六年後從貿易赤字轉為盈餘。這筆資金讓希臘政府能夠滿足付息要求，但也背上了沉重的緊縮條件：提高稅收、降低公共支出（特別是退休金）、廢除最低工資、資產甩賣、集體議價能力削弱。實現這一計畫的辦法是要求德國發行三種債券，但只對前兩種還本付息（A類和B類），而「C」債券的償還則要等到天荒地老剝奪了私人貸款後，希臘實現了預算平衡，在六年後從貿易赤字轉為盈餘。

問題的癥結在於，德國在不被協約國佔領的情況下可以賠償多少。2010－2015年，就像大蕭條時期布呂寧的德國，希臘政府把自己抵押給了「兌現」政策。

1929－1931年，德國通過提高稅收和降低公共支出，來產生必要的盈餘以滿足每年的債務償還，但代價是加劇了崩潰。但在凡爾賽，它們並沒有就賠償的最終數字達成一致，而是在1921年成立了一個賠款委員會來決定賠款數字。今天的歐元區債務把戲與一戰後的歐洲有著諸多相似之處。1921年5月，賠款委員會將德國的賠付額定為330億美元。

總理布呂寧（Heinrich Brüning）的「兌現」政策為希特勒（Adolf Hitler）的上臺鋪平了道路，後者乾脆不承認債務。左翼聯盟承諾對抗減支。官方債權人不可能得到任何償付，因為大部分希臘債券是虛構的，就像20世紀20年代的「C」類德國債券。正統的觀點是，緊縮在希臘起了作用。

債權國貪得無厭，而債務國不希望就範。2009年，希臘預算赤字達到了GDP的15％，國民債務超過GDP的100％，十年期希臘債務收益率飆升至35％以上。

《凡爾賽條約》是結束第一次大戰的協定之一。但當始於美國的危機衝擊歐元區時，北歐銀行拒絕給予新貸款——這迫使南歐政府援助自己的銀行部門。

1926年，凱因斯尖銳地評論道，「美國借錢給德國。2010年以來，希臘已經借入三千多億歐元。事實上，德國連現實債務也不準備償還，只是以貸還貸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，南歐國家因為向北歐銀行（主要是德國銀行）貸款融資高風險建設專案而逐步積累起債務。2015年1月，選民終於揭竿而起，選出了以左翼聯盟（Syriza）為領導的左傾政府。北歐銀行同意進行局部債務重組——主要是通過延長還款期——同時，「三駕馬車」（IMF、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）再提供2400億歐元的信貸額度。

但緊縮帶來了可怕的代價。這兩個相去一個世紀的故事的教訓是，各國應該避免陷入債權人－債務人關係。

」隨後他又指出，緊縮在理論上也是錯的：削減一國的收入導致其他國家收入下降，擴大了蕭條，也「確保」了復甦延時且無力。如果無法避免，那麼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必須進行公平的議價，才能維護社會和政治和平。

理論上，這些措施能夠帶來貿易盈餘，從而讓希臘具備償還債務的能力。實現這一計畫的辦法是要求德國發行三種債券，但只對前兩種還本付息（A類和B類），而「C」債券的償還則要等到天荒地老。

在1919年引起熱議的《和平的經濟後果》（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）中，凱因斯說，如果德國限制消費，能夠實現每年2.5億美元的貿易盈餘，等於其國民收入的2％，30年就能累積到75億美元。流離失所、移民和自殺都在增加。條約規定德國要賠償巨額賠款，而今天的德國卻一馬當先要求其歐元區成員希臘，悲傷承擔沉重債務。德國經濟萎縮了25％，失業率高達35％。

從某種意義上，這些談判成果已經被翻轉。希臘債務與GDP之比從100％增加到170％，債權人壟斷利益集團將繼續控制希臘經濟政策，直到債務還完。

但這筆資本總額實際縮減到了只有125億美元，要求每年償付3.5億美元。德國將等量的錢轉移給協約國，協約國再把錢還給美國政府。

悲哀的是，歐元區並未汲取凡爾賽的教訓，也沒有遵守凱因斯（John Keynes）的警告。但到當年8月，希臘向債權國屈服，採取了必須的緊縮措施以換取850億歐元新貸款。

債務國希望得到豁免，而債權國擔心「道德風險」，完全無視讓債務國變得更加貧窮所帶來的動搖性的傳染效應。」 接著發生了華爾街崩盤和大蕭條，流向德國的外國貸款乾涸了。文：Robert Skidelsky（英國上議院議員，現為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） 2019年6月28日是《凡爾賽條約》100週年紀念。大約30萬希臘公務員被裁，經濟萎縮了25％，失業率上升到25％（年輕人失業率更是超過60％）。

2010年，希臘政府威脅要違約。凱因斯在1919年寫道，「貶低數百萬人的生活、剝奪整個國家的幸福的政策理應是可惡可憎的。

相反，債權國納稅人需要承擔更高的稅收和公共支出削減等代價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，勝利的協約國認為德國應該「賠償」其在戰爭中所造成的傷害，部分償還它們彼此欠下的債務。

繁榮不斷，錢就會繼續流入。這筆資金讓希臘政府能夠滿足付息要求，但也背上了沉重的緊縮條件：提高稅收、降低公共支出（特別是退休金）、廢除最低工資、資產甩賣、集體議價能力削弱。